考试结束后不久，钱主任悄悄告诉我：“《知音》领导对你的印象很深，胡总要破例接见你一次，下午两点半，你准时到胡总办公室。”
那一刻，我几乎听到花开的声音！经过漫长的孕育和坚持，希望就要绽放了。
下午两点半，杂志社上班了。我准时来到四楼胡总的办公室。面目慈善的胡总不魁梧，也不高大，却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大脑门和一双历练洞达的眼睛。他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都是关于我的家事和我的打工经历，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胡总接着问：“做编辑和记者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风光，其实很辛苦，要经常出差，每月要编写几万字的稿子，你能坚持吗？”
我实实在在地回答：“其实，工作中再多的苦，也没有我小时候经历的苦难多，而且我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它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我相信，热爱加上我非同常人的人生经历，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份工作……”胡总一边听，一边不露声色地点着头。最后，我斗胆问胡总：我有希望吗？胡总平静地说：“录用与否，还必须经过编委会研究决定。你回去等消息吧！”
走出胡总的办公室，我长吁一口气——我争取过了，我努力过了，成功与否，那是上天的决定，我已无遗憾，我已经心安了。不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剩下的，就看老天是否开眼，是否垂青于我了。
面试后第二天，我飞回到上海。
三天后，钱主任通过电话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你被录取了！随时可以报到上班！”
“真的？”虽然心里早有准备，可依然不自信地喊出这句废话。刹那间，就感到有股热流涌进鼻腔，逆流而上冲进了眼眶，此时此刻我真的有种想哭的冲动。乌鸦真的飞上了高枝？逆流真的变成了顺水？全新的阳光照进了生命？我的人生将掀开华美的乐章？
我抑制不住喜悦，给一直等我回音的沙碧红导演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她一听，也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那头叫起来：“小赵，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行！我们还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的镜头……”
不知道是不是多年来养成了独自承受的习惯，不管宠辱悲欢，我都不会广而告之，况且，我也没有几个可以分享心情的朋友。就连家人，我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他们这个喜讯。
当我真正决定离开上海，也就意味着和川的分离。一天晚上，川终于期期艾艾地问我：“你会不会一去不回了啊？”
“不会！”我的回答斩钉截铁。纵然生活平静如波，纵然婚姻平淡如水，纵然爱情已变亲情，彼时彼刻，我还从未想过要打破这份平静，独自劈波斩浪而去。13岁相识，15岁暗恋，20岁同居，26岁结婚……生活如同一瓶强力胶，早已渗透我们身心的所有缝隙，我们从内到外都已合二为一，成了一个婚姻中的“连体婴”。生活中，我们是夫妻，也是兄妹，他是左手，我是右手。纵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左手和右手配合不默契，开始互相不满，互相厌弃，甚至到最后认为对方的那只手只剩下摆设的作用，但我们都不愿轻易割舍对方。因为割舍对方是需要勇气的，轻则撕扯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双双致残；重则鱼死网破、同归于尽。而人们都喜欢追求表面和心理上的完整和完美性，在尚可委曲求全的情况下，宁愿保持现状——除非那只手臂患了癌细胞，只能割弃保命。所以说，当爱情消退、亲情滋长的时候，婚姻反而更牢固，虽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般的牢固。要不，为何失去肢体的残疾人，都会想方设法去安装一副假肢呢？——很多婚姻的最终模式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圆润美满、生机勃勃，也许内在早已千疮百孔、奄奄一息。当然，那时我和川的婚姻，只能算是如同一只已经失去水分的苹果，还远不到千疮百孔的境地。
为了配合沙碧红导演的拍摄要求，我定了4月28日去武汉的机票，因为他们节目组必须4月底回北京。
临别那天晚上，我和川很久没有睡着，我第一次对他感到愧疚，我抱着他粗壮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让他不要怨我，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梦想成真，能够改变现状，希望他能理解。“听说知音的编辑收入都很高，我想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买房子了。”我试图用美好的设想冲淡我们的离别伤情。
他默默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叹了一口气，说：“我当然理解你，有时候，我也很自责，如果我能够做得好一点，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地出去打拼了。人家都是男人撑起一个家，但我太没用，只能让你出去闯荡，这是我心里非常内疚的……”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哽咽。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的不安分，一个家，总需要一个做后方，一个做前锋的，我喜欢做前锋，以后挣了钱，我都交给你……”我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说着，但心里，始终有股酸楚的滋味在萦绕。
那天晚上，川似乎有些恋恋不舍，紧紧抱着我，一遍遍不放心地问我：“你还回来吗？会不会一去不回了？”看到他忧伤的面容，我也不禁有些感伤。不管我们有过多少争吵和矛盾，有过多少冷战和怨气，可我们毕竟是夫妻，毕竟患难与共走过许多艰难的日子，爱情之中早已植入亲情，谁也无法轻易分开。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的，或许，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你也会过去呢。再说，我每月都会出差组稿，我会争取经常回上海组稿的。”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但我知道，我不会离开他！
4月28日，我拖着行李箱，再一次来到虹桥机场，这一次，是要长久地离开这个我包容了我太多汗水和泪水的城市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陆兰亭老师来了，《新民晚报》的记者来了，毛毛来了，沈明坤和张旭贵来了，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来了，他们带来了书，带来了鲜花，带来了拥抱和泪水……明明是去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地方，可我为什么会泪流满面？
我多么想和川紧紧地拥抱一次，可他躲在人群后面。连沙导喊他到前面来，他也不愿，我知道他不喜欢这种被人围观的隆重场合，可是，我就要走了，难道你不能拥抱我一下？给我一点鼓励和祝福？我有些怨恨地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圈有些潮红，其实他是不舍得我的，只是不愿说出来。我的泪水不可抑制地滚落下来……我洒泪挥别上海的那一幕，被《半边天》节目摄入了镜头。
我就这样离开了生活了9年的上海，离开了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城市，就像我当初义无返顾离开故乡一样，我又一次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它。28岁的我，开始攀登另一座人生高峰。这将是一次奋不顾身的投入，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探险，是一次颠覆一切的挑战——我，一棵石缝中冒出的狗尾巴草，能否撑开如花的梦想？——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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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我一时逆流而上，一时顺流而下，直到人生的“上游”。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武汉，新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可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世俗、脏乱、野蛮。除了我喜爱的工作和同事，除了单位门口那一排苍翠遒劲的梧桐树，除了一公里外那一大片碧波荡漾的东湖，其它的，什么也吸引不了我。但我必须耐心坚持下去，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业和机会。
5月中旬，随着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播出，一个期刊界的奇闻传遍全国——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随之，我成了所谓的“名人”，全国无数的信件向我飞来，有同行向我约稿，有杂志和电视台约我采访，更多的则是普通观众对我人生经历的赞叹和钦佩，也有来自“草根”们的倾诉和求助。
可这不仅没有让我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惶恐不安——我刚到《知音》，还没打开局面，如此“盛名”对我来说是个障碍。万一我不能胜任编辑记者的工作，从《知音》落荒而逃，从山巅滚落谷底——我将有何颜面伫立于世？我有自知之明。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并无区别，只是又登上了一级台阶。编辑和记者的标签并不会使我在瞬间脱胎换骨，在外界耀眼的光环下，我自认为还是那个脚后跟沾着泥巴的村姑。当务之急，我要在《知音》站稳脚跟。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因为我在所有员工里，是唯一的外地人。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单位善解人意地帮我付了三个月房费。那时单位没有食堂，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还非常油腻。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在脏兮兮的街头小摊上吃3.5元一碗的三鲜粉或牛肉面。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