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火锅吃到了一半，他急匆匆地冲进包厢，先是一个劲地道歉，说实在没有时间，下午要飞去日本。边说边给自己倒了几杯酒，对着空气碰一碰仰头喝下。大家愣了一愣，随即开始调侃，我们说不能走，去什么小日本儿啊，连老同学都不要了。他不停地说对不住了，来年一定好好地聚，由他来组织。后来我们也就放他去赶飞机。如今想起一阵失神，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送他去机场。看着他一路小跑着离去的背影，谁也没想到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日本地震的时候，大家在群里焦急地喊他，他没有回应。但那时候冥冥中仿佛有感应，知道他一定没事。果然，他很快安全回国，高高兴兴地在网上跟我们报平安。听他说以后可能要去美国，所有人都认定他前程大好。
　　四月份，他在QQ上叩我，得知我来上海，叫我什么时候再去杭州玩，不然毕业后就不会再有像他这么好的免费导游陪我。我说好，你也要来上海。他说，好。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六月的时候，我随他父母一起去了他的学校。和当时答应他要来这里看看，已经相隔了整整三年。从市区到学校的路途很长很长，我这才明白他说骑车一个半小时根本是骗我。一路上他父亲把他的骨灰盒捧在怀里，低声呢喃，谁也听不清到底在说什么，而他母亲一直靠在别人身上，虚弱的像一道影子。
　　沿着教学楼开去宿舍的路上，车速缓慢的仿佛随时要停下来。我盯着窗外，看着他曾呆过的学校，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骑了几小时的单车去西湖边找我。夏至刚过，晌午的校园热闹起来，而车内安静得可以听见窗外的蝉鸣。快到宿舍门口的时候，他父亲忽然低下头说，辉，我们到你住了四年的地方来了，你快看一看，然后安心跟我回家吧。听到这话的瞬间，似乎猛然有一瓢冰水灌进我的胸口，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而他母亲听见后突然坐直，看着远处怔了一怔，“砰”地重新栽倒在旁边人身上，大哭着，身子颤抖如同落叶。
　　窗外不断有刚刚放课的学生经过，也有人骑车从矮矮的斜坡上驶下来。我和同行的宋盯着远处亮白而模糊的一块空地，谁也没有说话。
　　很久我都不愿和人提起当时的场景，自己也不愿意再想起。但我们都明白，唯独遗忘悲痛的过程最为漫长和艰辛。那时我远远看着躺在灵柩里的陈辉，妆使他被湖水浸泡后变得模糊的五官清晰明朗起来。天地无声，而他亦十分安静，一如当年晚自习上在我的注视下歪着头沉沉睡去。只是沉沉睡去。
——你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条公路，没有尽头，很长很空阔，可以开着摩托车一直追着夕阳跑，但是夕阳永不坠落？
“所有的叶子都已枯黄，天空深灰，我正走在冬日的路上，若我人在洛杉矶，将感到安全而温暖，但那只是冬日里的加州梦……”
给开往城西的摩托车加上油，在后备箱里塞满香烟啤酒，在没有被父亲抓到之前快跳上车远走，去郊外，去寻觅自由。
我怀念那个并不遥远的中学时代。三崽载着我，我们两个往西边走，风像麻袋套住头，身后烟尘，模糊了整个小县城。
十一月的时候三崽告诉我他从大学退学回来了，带着他的两把吉他，还有一脸风尘。那时我正在搬家，把书从学校的寝室往租的房子里运送，腾出一只手来要回复他短信，却不小心划到了音乐播放，跳出来那首《加州梦》。
是Bobby Womack的演唱，三崽推荐给我这个带点布鲁斯风的版本。我们两个都喜欢这首六十年代的经典，我是看《重庆森林》的时候喜欢上的，他则是因为电影《鱼缸》。
原唱是The Mamas The Papas，这个在加州成立的夫妻乐队。The beach boys后来也翻唱过，加强了整首曲子的节奏，很振奋，但缺乏一点迷幻。
我一听歌就忘记手中的活，顺手开了罐啤酒走到阳台吹海风。
很少有喝酒到断片的时候，只是偶尔小酌，喜欢和朋友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独自喝酒未免太孤独了，除非是患上了交流恐惧症。
那阵子没少喝酒，因为正在写的一个小说突然没了头绪，我带着电脑换过很多地方写，图书馆、咖啡厅、酒吧，但句子怎么也写不通顺。一旦有什么事情没完成，我就会极其焦虑，失眠，翻来覆去。唯独酒精才能让我迅速入睡。
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跑去便利店里买三得利，便宜又清淡，可这种酒厦门找不到，我便挑百威或喜力代替。三崽喜欢苦的酒，喜欢一切苦的味道，炭烧咖啡、黑巧克力、治他胃病的中药。但他也喜欢红酒。初二的一个冬天他从父亲那里偷来两瓶红酒，我们便躲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喝，坐在冰凉的石椅上。我喝了半瓶，其余一瓶半他解决掉了。深夜他的胃里翻江倒海，人从卧室滚到客厅，呕吐物铺满地板。多年后每次想起第一次喝红酒的经历，都不免要调侃他一番。仿佛前世的饿鬼，今生催命似地狂饮。
我也喝吐过几次，一次是新概念十五周年庆典，在上海，唱歌包厢里，我一个人喝了好几瓶黄酒，又混了好几瓶啤酒，最后浑浑噩噩，从楼梯拐角吐到门口，是被朋友拖着丢回酒店，扔在床上的；还有一次是在台湾，我学业结束要飞回大陆，朋友们来送我，在一个露天的酒吧，最后大家喝到冲上台抢驻唱的话筒，大哭大笑，我边和朋友拥抱边吐，离别苦，有种不知何年再相见的伤感。
大多时候回忆起这种经历都觉得似乎不喝到吐，就不足以表现当时那种真情实感。可往往酒醒后，朋友四散，只剩自己一人。
我母亲不喜欢我喝酒，因为我父亲嗜酒如命，他身边好些朋友就是因酒丧命。他们那一代人喝酒是因为贫穷，酒精会给他们制造幻象，以此熬过苦难。而我们喝酒，哪有什么苦闷可言，开心喝，不开心也喝罢了，醉醺醺的状态好像更加接近真我，可以不在意脸面，破口大骂，开怀大笑。
我常常半醉半醒的时候拿出手机给前女友电话，事后全然记不得自己讲了什么。我是那种一旦分手就决绝不再见面的人，会删掉所有的联系方式，可一喝醉，脑子里胡乱跳出一排数字，手止不住地按下去，才发觉有些东西自己怎么也忘不掉。
有时候喝完酒会到小巷子里深夜都不打烊的小店喝粥。冬天的时候坐在露天的摊点上，风吹过来，我就迅速舀起一勺粥吞咽下去，舌头、口腔里烫烫的，即使手脚已经冰冷也并不觉得难过。好像吃温热的食物会让身体和头脑都清醒得更快些。但其实躺到床上去的时候，又会希望还是不要清醒的好吧。
有一个很冷的晚上，刚下过雨，和几个日本朋友到东海艺术区附近的居酒屋喝酒，梅子酒、温过的清酒、啤酒、鸡尾酒，统统混在一起，在桌子上玩起了牌，输的罚唱歌。我们这桌唱的时候，隔壁几桌陌生的日本人也一起打着节拍唱和鼓气，空气里很潮湿，但屋子里的声音回荡，细细密密，反让人觉得热气腾腾。最后三桌并作一桌，爽快地喝了起来。大概因为是在异乡，他们才少了平日里的冷漠隔阂。
三崽曾告诉我他印象中的故乡是个常常能闻见快要下雨味道的南方小城，潮湿而沉闷。我们两个在十九那年都各奔东西离家千里。他去了重庆，我来了厦门。各自又开始新的生活，结交新的朋友。我进入了一个奇怪的中文系——大部分人冲着经济会计专业而来却被调剂到了这里，拉着长脸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走在路上都谈论着转专业、辅修、出国，而真正喜欢文学的反倒没几个。就像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中文系会是这样一样，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在志愿书上填报中文系的人。所以最初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是一个人抱着书本去上课，一有空闲就躲起来在键盘上敲打小说。好像做贼心虚一样，被其他同学发现，总要谎称自己是在作报告写论文，否则他们就会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
几乎和三崽的每次见面都离不开喝酒。挤在一堆熙攘的朋友中间，他总是没办法插话发言，只能落寞地举起酒杯，斟满饮尽。我看他这样反复地进行，也并不觉得厌倦，反而自得其乐，好像其实所有对谈的声音，都不过是酒水下肚声的和音。
他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就喜欢嬉皮士，喜欢公路片，喜欢齐柏林飞艇。我知道一家卖打口碟的小铺，我帮他搜罗所有喜欢的经典唱片。他喜欢美国，包括有棱有角的汽车，粗鲁的脏话，一望无际的中部大平原。我去找他，我们两个在房间里把音响开到最大，不用说话，抽几根烟不上瘾，喝酒，在狭小的空间里漫行。就这样慢慢悠悠地消耗着时间、青春。